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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者的生活日常：書、貓、吉他，但少個跑鞋。 |
十年前的冬天，我參加研究所推甄，研究計畫題目是〈從「歷史詩學」看後現代歷史學〉。有點歷史理論的味道：
在歷史學不斷要求研究方法科學化的大潮流中，海登．懷特（Hayden White）不像其他學者採用量化研究等研究方法，而是藉由語言學的知識，創造了包含歷史學研究、編纂雙方面的「歷史詩學」（Poetics of History）。哲學在二十世紀中期出現的語言學轉向，並未出現在主流歷史編纂裡，而更多體現於一九六〇年代後日趨重要的後現代思潮上，因此懷特總被研究者視為後現代史學的開端。後現代思潮多面涉及建築、藝術等各個領域當中，又以文學的影響特別顯著，也讓「歷史詩學」無可避免被視為文學理論。本研究將試圖以懷特的「歷史詩學」作為起點，利用當代哲學的成果，從歷史學研究編纂的角度出發，給予「歷史詩學」較為公允的評價，同時論及當代後現代思潮對歷史學研究編纂的影響。
「你知不知道，那天討論要不要收你，我們討論了很久。」一位口試委員後來這麼對我說。「你寫的東西比較像哲學，實在不像歷史……討論到最後，我們決定還是收吧，但要我盯你唸些正常一點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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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後，一位非常照顧我的老師找我回去世界通史課堂上，和班上的同學聊聊我先前譯的一本書，由珍．波本克（Jane Burbank）與弗雷德里克．庫伯（Frederick Cooper）合著的《世界帝國二千年》（Empires in World History）。老師定的題目是〈奧斯曼帝國與近代早期歐洲〉，給了我三個方向準備──「整本書的主題與重點」，「奧斯曼帝國」，還有「你走上翻譯這條路的過程與心得」。
萬事起頭難，有頭就有尾，頭過身就過。為了寫講稿的頭，我把翻譯這本《全球史的再思考》的工作擱了一個多星期，但自己的頭都快想破了，卻還一籌莫展。看著十天沒有進度的譯文，我卻突然想到：塞巴斯蒂安．康拉德在他這本新書裡，不是提到《世界帝國二千年》好幾次嗎？他把全球史放進史學史的脈絡來談，我何不把《世界帝國二千年》當成全球史學史的史料，放進《全球史的再思考》的脈絡來談呢？於是，五月二十六日當天，我便把康拉德在書封折口上的半側身玉照，以及他非常跨界的學經歷打在投影幕上──在波昂、柏林、大阪與東京念歷史學、日本學和經濟學，研究殖民、後殖民、跨國主義、思想史、歷史記憶與史學史，博士論文寫的還是西德與日本的歷史書寫──然後提了幾個方向，從康拉德的書引出當天要談的《世界帝國二千年》。
過了一個多月，輪到要為《全球史的再思考》寫譯序了。當時為了幫演講開場，於是拿一本書為另一本書開路。我發現這一招現在一樣管用。
二〇一六年（也就是今年）二月，康拉德出了這本《全球史的再思考》，除去德翻英的著作不計，本書算是他的第五本書。書裡一共有十章，其中兩章改寫自他二〇一三年的第四本書，《全球史導論》（Globalgeschichte: Eine Einführung）；另外的八章全都是新寫的內容。一方面，這是為了拿以問題為導向的寫作，取代原本介紹性取向的文字，另一方面則是為了納入全球史領域最新、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就拿書中多次直接、間接提及的《世界帝國二千年》一書為例，這本書出版於二〇一〇年，甫六年時間便有了法文、西班牙文、德文、土耳其文、俄文、韓文以及中文等七個譯本──收入波本克與庫伯這部流傳甚廣的著作，恰好能符合康拉德之所以重寫一本新書的自我要求：《世界帝國二千年》代表了全球史／世界史領域中，以特定對象為中心（此例為帝國），以全世界為空間，由古至今而寫的主題性體裁之作。《世界帝國二千年》跨越長時段與全球空間，把各個帝國提出來比較的做法，的確也能讓讀者重新思考什麼是「帝國」──思考這種將各個具體帝國綜合、抽象而成的一種政體形態，是否能為民族國家主權觀帶來一點改變。
關於「新」這一點，除了原書內容囊括最新的研究之外，另一個「新」的層面，則跟譯本出版時間有關。《全球史的再思考》中譯本（你正拿著呢）將在二〇一六年九月出版，而譯稿出爐的時間距離原書出版甚至不到四個月。想想看，這本書不是小說，不是著色畫本，談的不是美食或減肥，更不是心靈勵志、創意生活、美妝時尚、商業趨勢……那些容易站上通路選書、搶著出頭天的出版物，而是一本硬底子的全球史理論啊！
說起歷史理論，臺灣最長銷、也最暢銷的一本書，或許是凱斯．詹京斯（Keith Jenkins）的《歷史的再思考》（Re-Thinking History，本書之所以定名「全球史的再思考」，我個人認為也有點致敬的意思）。該書的中文譯本初版發行於一九九六年，二〇〇六年（十年後）再版，二〇一一年（十五年後）又出了三版。這意味著什麼？通常如果有「翻譯」的需要，就代表推出原文書和譯本的國家之間可能有一定的落差（記得「文藝復興」嗎）。詹京斯的原書在一九九一年出版，比中譯本初版早了五年，這樣的時間落差，還可以說是資訊傳播速度使然──那時的臺灣連行動電話都沒有，上網還得用電話撥接。但到了二十五年後的今天，臺灣讀者所看的「再思考」再怎麼思考，一定程度上也已經是二十五年前的陳年思考了。至於這樣的長銷與暢銷，是因為詹京斯揭櫫的後現代歷史學觀點已經成為臺灣歷史圈的某種典範了，還是因為人們認為歷史理論不過爾爾，成果仍停留在上個世紀呢？抑或是，詹京斯寫的東西比較像哲學，實在不像歷史，看完他的思考之後，作歷史的人應該要看些正常一點的書，就像十年前我聽到的那番話呢？無論答案是什麼，這一回中譯本和原文之間的時間差，已經不到一年了。
回頭來談全球史。能夠出現在康拉德今年這本新書裡的研究（包括歷史、哲學、社會學等）無論新舊，必然有其代表性或創新之處，但這不代表他對此全盤接受。康拉德將人們所說的全球史大致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無所不包版」──把所有過去的歷史都視為全球史，第二類全球史談的是各種規模的交流與聯繫，而第三類全球史的內涵則複雜得多，嚴格侷限於能明確反映出某種全球結構整合的歷史研究。第三類全球史所研究的空間大小不必然是整個星球，區域、城市，甚至是一個村落，也都可以成為全球史的對象──聽起來有點吊詭，「說好的『全球』呢」？更有甚者，研究的時間段也不必然得長達千百年，就連像半個世紀、十幾年、某個特定年分，抑或是幾個月或幾天等極短的時間，也都可以是全球史──這更詭異了，時間這麼短，還有歷史的延續性可言嗎？但是，這第三類的全球史，才是全球史領域的最新發展趨勢，是全球史能夠與過往的世界史、跨國史、文化史，或是區域研究、世界體系論、後殖民等研究有所不同，並且推陳出新的走向──康拉德希望提倡，更從空間、時間、價值觀、意識形態、政治操作等多個角度旁徵博引、細密討論的，就是這種看似弔詭的「『全球』『史』」。
這正是他改以問題為導向來寫作，而且也非得這麼做的原因──對近代歷史學科結構中的時空觀念來說，這種全球史就是個刺頭。本書主要談的全球史，指的是作為「研究方法」的全球史，而不是全世界、全地球由古至今的歷史發展，更不是「全球化」這種現象的歷史。畢竟，拿整個已知世界為範圍來寫史，這根本不是甚麼新鮮事。打從人類會拿筆寫史以來，不同時代的人都會根據自己所認知的世界來寫史。隨著「世界」從輪迴六道、天堂地獄古今中外皆列陣在前縮小到只剩人世間，人世間的範圍再從特定文化圈擴大到整個地球，世界史的範圍與內容也會跟著改變（見第二章）。而在這段歷史變化過程中，也有許多人根據不同時間面對的問題（狹隘的民族國家觀點、歐洲中心偏見、經濟上的壓迫與宰制、殖民處境……）提出了比較研究、跨國史、多元現代性、世界體系理論、後殖民研究等方法來應對（見第三章）。
到了二十一世紀，全球整合的程度與整合的方式又是一番新的局面（與問題），新出現的「全球史研究方法」，就是受到時空變局帶來的概念變化所影響，站在過去這些研究方法的肩膀上所發展出來的新觀點。「全球史研究方法」和其他的取徑有所重疊，但也有其特殊之處（見第四章與第五章）。根據研究課題的不同，全球史研究也可以使用不同的空間與時間範圍尺度，毋須「侷限」在「全球」，也不必然只能研究「全球化過程」開始以後的時代。真正的關鍵，在於以任何一種尺度的時間、空間為研究背景時，同時注重「全球整合」——意即將研究對象放進全球層面的結構轉變（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探討整合與交流對研究對象的影響，將具體的歷史議題與現象放入更廣大的、潛在的全球脈絡中。而且，這種全球整合並非只有宏觀的、抽象的全球，而是同時綜合了城市或鄉間、地區、大區域，不同的空間概念在此並不互斥。
全球史研究之所以能在研究的時空範圍上有這樣的突破，原因則是來自於對「空間性」與「時間性」有了不同的認識。改變歷史研究的空間、時間範圍？老把戲了。真正的關鍵在於思考「什麼是空間」，「什麼是時間」。「中國」、「社會」、「地中海地區」、「大環境」這些與空間有關的詞彙，以及「十九世紀」、「革命時代」、「進步」、「長時段」等暗藏時間的用語。它們其實都是「空間性隱喻」（spatial metaphor）與「時間性隱喻」（temporal metaphor），並不是存在於宇宙間的物質性存在，而是人類的一種感覺，一種認識世界的抽象方法，只是被人不假思索就用了起來（見第六章與第七章）。由於十九世紀時（看，多好用啊）世界局勢的權力天秤傾向歐美國家，這一種認知方式（以及學術規範）也從歐美流向世界各地，壓制、取代、改變了不同的空間與時間觀。這些政治性、經濟性的因素至今仍發揮影響：如歐美地區以外的、非英語寫作的學術成果長期受到忽略，而其他地區的人卻非得提到歐美學者的研究不可；中國學者研究中國在世界史中的角色，為的則是抬高中國地位；「近代」「學術」強調史實（historicity）與歷史的連續性（continuity）的史觀，消滅其他文化的時空觀；學界內部不同學科彼此競爭權力與資金……（第八章至第十章）。
或許，身為德國人的這個出身背景，也影響了康拉德。他在本書中不斷強調，全球史研究不能忽略責任與倫理問題。無論是全球層面，或是其他的結構性因素，都不能忽略人本身仍然具有行動力。如果忽略了這一點，就很容易把責任與道德問題推給「結構」、「社會」、「大環境」。但我們都很清楚，「結構」、「社會」、「大環境」不應該是納粹屠殺的理由，也不能為戰犯扣板機、開毒氣的行為脫罪。權力關係也是這本書耳提面命、念茲在茲的重點。想想看多年來曾經、正在、即將處在眾多「潛規則」與「學術倫理」底下的「獎助學生」與「學習型助理」們吧。「磨練」與「尊師重道」，不應該是剝削的理由，也不能為權力關係底下的壓迫脫罪。
因此，《全球史的再思考》雖然仍圍繞著「全球史」這個主題，但裡面提出的問題，幾乎可以拿來耙梳歷史學每一個研究領域的空間觀、時間觀、研究方法、使用的概念和術語，以及史家的出身背景、經歷、立場和政經環境的影響。書中談時空的方式，再也不是「地點─地方─國家─區域─全球」或「年─年代─世紀─千年」。你會看到「空間轉向」（spatial turn）、「隱喻」、「空間性」（spatiality）、「缺席者的社會」（society of the absent）、「去領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同步性（synchronicity）、「全球性」（globality），還會看到馬努埃爾．卡斯特亞斯（Manuel Castells）談資訊社會，布魯諾．拉圖爾（Bruno Latour）的行動者網路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雅克．雷凡爾（Jacques Revel）的「尺度轉換」（jeux d’echelles），萊因哈特．科澤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時間層」（Zeitschichten）艾雷茲．馬內拉（Erez Manela）的「威爾遜瞬間」（The Wilsonian Moment）……。
看起來有點「理論」，有點「後現代」，不是嗎？這麼說來，康拉德提倡的這種全球史，會不會和「後現代歷史學」一樣，似乎很快就銷聲匿跡呢？或許曾經有人抱持著這種看法，認為全球史看不出創新之處。如果「全球史」就只是把歷史研究設定的研究空間範圍，從常見的民族國家、文化圈、文明、區域、特定的海洋或大陸擴大到全地球，只停留在換個角度，換個當事人，換個地點，換個不同大小的空間和不同長短的時間做做文章，那還真的沒什麼新意可言。但本書所談的、作為「研究方法」的全球史，顯然不僅於此，而且更是去深掘歷史學科行之有年，從十九世紀延續至今的學術特色底下的時空概念與權力關係。
這一點都不理論，這很實際。如果從事歷史學研究的人宣稱自己要研究人，而且是研究時間中的人，那怎麼能不去思考什麼是「時間」，什麼是「空間」？怎麼能不去思考「社會」、「文化」、「國家」、「全球」是哪一種「存在」？它們是實在，還是隱喻？歷史學家不能不經思索，就認定這些問題不屬於歷史學領域應當探討的對象，然後自詡為「常識的科學家」。這些問題與歷史、與歷史學研究息息相關。奇妙的是，臺灣有各種題材與研究方向的歷史學期刊與學報，有西洋史、近代史、臺灣史……卻沒有一本專門談歷史學本身的歷史學期刊──就好像海德格回首過往，發現人們研究上帝的存在，研究靈魂的存在，研究自然的存在，卻沒有人研究存在的存在。
歷史學家與熱愛歷史學的人，或許不一定願意打破人文學科與自然科學的界線（除了把歷史學當物理學的「大歷史」學家），但打破歷史學與哲學、社會學、經濟學、文學理論、人類學最前沿之間的隔閡，卻是值得面對的成長之路。康拉德為本書定的原書名，是個很簡單的疑問句：What Is Global History？這個問題或許就跟「什麼是歷史」一樣困難，但這種回歸本源的「理論」之作，這種問題導向──也就是提出許多問題，卻不一定提供答案的書，或許最能帶來啟發。
全球史是什麼？它不必然得是什麼，但它仍然可以是什麼。不要把「理論」推給文學、哲學、社會學、後現代，不要放棄這些問題。不要放棄治療。
馮奕達
二〇一六年大暑於淡水公司田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