傑夫‧代爾，〈日記：我怎麼看不見你？〉

　　至少這十年來，我不停對著每個願意聽的人，說，我想在加州了結餘生。在舊金山的時候，其中某個人一聽，馬上就來撥亂反正：在加州，你不是了結餘生，而是開啟人生。我樂得給這種獨特的加州風格糾正，但等到我們終於在這落腳，我看，搞不好我才是對的。

　　我太太和我一月中搬到威尼斯海灘。時間恰到好處：英格蘭沉沒在浪花下，至少是沉到河底去了，而本地的天氣，就算在洛杉磯當地的嚴苛標準下，也同屬美好。我們很快就有了生活的規律：八點去知識份子（Intelligentsia）買咖啡──來杯八盎司的卡布其諾，燙一點，謝謝──再加上雙重料理過的榛果可頌。我太太騎車到她在柯佛城（Culver City）的辦公室，我呢，就回家工作。每隔一天的下午，我都會騎腳踏車去海邊的網球場，打個一小時球，日落太平洋時再騎車回家。

［威尼斯海灘是洛杉磯的一個小區。］
［知識分子是芝加哥起家的連鎖咖啡店，歷史甚短，不到二十年；分店不多，但以品質特出聞名。］
［雙重料理是把已經熟了的東西重新加料製作，熱量當然相當高。我不翻「回鍋」，是怕讓人只想吃回鍋肉。］

　　進入新生活才十天的某個時刻，我彎下腰朝滿了的垃圾桶扔東西。等我挺起身子，一半的世界卻消失了。說是消失，但其實還在那。廚房的牆壁還看的見，但看起來就是不對勁：就像在夢境中，熟悉，但不同。啊哈，現在牆上可有個什麼我認得的東西：褐色的木條挨著黃白色的牆壁。那是鏡框：我望著鏡子，但我看不到我的影子，好像我是吸血鬼一樣。鏡子變成窗子，可窗裏只能看到在我身後，房間另一側的牆壁，而我人剛還在那兒。那，我到哪兒去了？

　　「我眼睛怪怪的，」我朝我太太喊著。她人在房間，但也消失了一半。我看得見她身體的一半，可她的臉不見了。我輕敲自個兒的腦袋邊，像是把擋在我和世界中間的遮光鏡給弄掉，讓一切恢復原狀──雖然連我還存在的想法，都沒平常那麼有把握了。我想搞清楚這個東西存在又消失的虛幻世界，卻越來越迷糊。

　　「怎麼了？」她問。

　　我輪流遮著雙眼，就像電器（燈泡、保險絲、燈泡座……）出問題的時候人們都會的那樣做，想排除各種可能，確定哪兒出了問題，到底我的視覺是哪個部分不見了。

　　「我好像有隻眼睛看不見，左邊眼睛，但我還是看得到什麼。你怎麼不見了？」

　　「我在這啊。」

　　「那你要不要準備出門？」

　　我太太一向有點眼疾。三周前，我人都還沒到加州，她就因為角膜潰瘍，去醫院看眼科。她說，我們現在就該上那兒去。她打電話預約掛號。眼科九點半時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是八點半，搭計程車過去要二十分鐘。也就是說，還有時間去忙每個早上都要忙的事：去知識份子，買我們的八盎司卡布奇諾和雙重料理榛果可頌；去年秋天開始，我們在紐約住了四個月，我那時每天都吃甜甜圈，吃成了改不掉的習慣，但這可頌可沒那甜甜圈好吃。出門前的準備比以往都久。我一直問東西放在哪裡，就是我拿來放醫療保險和信用卡的，什麼裝卡片的東西。還有鑰匙。我太太一告訴我，我就開始問起另一樣東西，都不敢確定自己是不是帶好了卡片和鑰匙，不停想著會不會還需要護照，最後才發現鑰匙就在我手上，信用卡在褲襠裡。花了十分鐘才走出家門口，我太太的耐心就在這十分鐘裡消耗殆盡。她說，就像是在接半失智退休老人和完全嗑昏了頭的青少年的傳中球。

［接傳中球（deal with a cross）：傳中球是指在足球場上，從左右邊路或中後場，踢高空球傳進禁區的進攻方式。傳高空球的人需要技術才能控制落點，而接球的人也需要有經驗才能知道球飛行的弧線。無論是半失智退休老人或嗑藥的年輕人，顯然都沒有足夠清楚的意識和身體控制來踢傳中球。代爾伉儷是英格蘭人，很自然用了這個比喻，挺生動的。］

　　我們走去咖啡店。我挽著太太的手。人行道依舊，路也依舊。有人車、有燦爛陽光、有繽紛色彩。我們排隊點了每天都點的東西。一如往常的吃吃喝喝，世界好像回復了些。整個情況，更像是我媽以前用來形容心裡有事的人那樣，我魂不守舍。

　　我們叫的車到了，一下子就疾馳在威尼斯大道上。我的左眼現在能看到一些，但還是沒有外圍視力。

　　一到醫院，護士馬上就給我滴散瞳的藥水，方便醫生檢查。結果，剛剛我在計程車上稍稍回復的視覺，現在兩眼都是扭曲的。世界亮得不行，卻還越來越亮。眼科醫師簡單做了檢查，輪流遮住一隻眼睛，在我腦袋的兩側搖晃她的手指，測我的外圍視力。

　　「我伸出幾隻手指？」

　　「兩隻。」在右邊我就能看得到。左邊的話，我連她的手都看不見。詭異的是，不管我是用左眼，還是用右眼看，結果都一樣。

　　我先前沒能消去問題的可能原因，她不到幾分鐘就成功了。既然兩眼都有一樣的問題──少了左半邊的視覺──那問題一定躲在眼睛後面，在腦子裡。不是偏頭痛就是中風。「中風」這個詞頭一次跳出來。葉慈（Yeats）在一個很不一樣的情境中，也喊出了這個擲地有聲的詞，用得恰到好處，但我實在不想聽見這個詞。當我的視力剛開始消失的時候，要是能處變不驚，或許我還會幽自己一默，說我中風了──但眼科醫生快速釐清的現實，卻不是鬧著玩兒的。我們得直接下樓去急診室，她一邊說，一邊拿起電話通知他們我們馬上就要過去。既然我人都在門診了，自個兒走過去會比等輪椅推過去來的快。

　　我們照做了。就像先前走去咖啡店那樣，我緊挽著我太太的手，從走廊穿越醫院。不一樣的地方，是動作就像是嗑了快樂丸（E）的青少年一樣，我因為藥水的關係，現在看起來也像其中一分子了：我的瞳孔張得跟餐盤一樣大。

　　護士領我們到拉起布幕的小間。我換上一件病人服，從背後綁的那種，這麼設計的目的顯然是想讓你無能為力，讓你不能自理。就連走個幾步路，都得冒著向全世界暴露你屁股的危險。病人服對某個人宣布，你現在是病人了，是個要接受治療的人，沒你的事了。有個急診醫生直接過來看我。他碰碰我的雙腳，雙頰，問我能不能感覺到他在做什麼：我行。我兩隻手都還能用力握著，也能張開雙臂，雙腳。我吞嚥和說話都好好的。做完這些小小測驗，醫生說：「很好。」聽到這話不只讓人感到安慰；還有那種你在課堂或是上網球課時，回答正確或精準擊球時聽到這詞的驕傲：教室裡那個聰明小子長大啦，有種成就感和得意，你不是個白癡，不像在那邊哀嚎的傢伙，身心都成了廢人，攤在輪椅上抖動。讓人沒那麼起勁的是，我被從先前的門診等級下修：現在我也得在自個兒的輪椅上，被人推去照核磁共振，在另一棟。因為極度擴張的瞳孔，加利福尼亞的光亮強到我得緊緊閉著雙眼。

　　被送進檢查儀器前，我只等了一會兒。檢查的程序很類似幾天前，我在洛杉磯美術館（Los Angeles County Museum）詹姆斯‧特瑞爾（James Turrell）回顧展裡的《感知細胞》（Perceptual Cell）體驗到的東西──雖然很不一樣。展覽活動的高潮，是讓兩個穿著實驗服的助手，推進某個看起來很像核磁共振機器的東西裡。一進去，你就會沐浴在柔和的藍光裡。裡面有兩組設定，我很自然就選了比較激烈的那種。光線開始跳動、改變。耳機放著沒有節奏的音樂，催促你向純粹非物質的光線世界繳械。隨著不規則的幾何圖形跟各色閃光步調一致，要想分辨這些擴大的圖形和迷幻閃光，究竟是來自外界還是你自己的腦袋，就變得不可能了。是深太空，還是內太空？不管怎麼說，都像是瞥見了浩瀚無垠。是無垠，不是永恆。這場體驗只持續十分鐘；是有可能搞不清楚自己身處何方，但不會忘了時間。我挺願意在裡面待上幾小時，甚至整天都可以。

［詹姆斯‧特瑞爾是美國藝術家，以光線與空間的變化、互動來創做自己的作品而聞名］

　　就和我待在《感知細胞》差不多的時間長度裡，核磁共振就製作了一份關於我的腦袋出了什麼事的地圖。我呢，就從掃描機器不假思索的答答配音中冒出頭來，費力爬上輪椅，再被推回診療小間。醫生在一小時內回來了。

　　「恐怕的確是中風，」他說。「缺血性中風。」中風發生在我右腦後側，影響了左半邊的視覺。他們得讓我留院檢查過夜，作更多檢查。我當下的反應是──媽的，我中風了──第二個念頭接踵而來：謝天謝地，我們有醫療保險。很快就輪到第三個念頭跟上來：好像有一連串的暗門在我腳下開開闔闔。事情一件接著一件，每況愈下。這一件會發生，是因為另一件沒有正常運作，那一件有問題則是因為又一件出了錯。想要知道下一件是什麼，就必須往你的存在中挖掘得更深，好去瞭解在你生命的延續存在中，到底還剩下些什麼。

　　從我那雙還在瞳孔放大、國民保健署（NHS）司空見慣的眼睛望出去，我被推進一間看起來像商務艙的醫院病房。我太太回公寓拿我需要的一堆東西。在趕著出門去咖啡店的路上──我們怎麼沒先想想，就這麼執著要買咖啡呢？──我到醫院的時候，看起來就像兩手空空去派對的客人。我沒帶書，因為也沒法讀。但要給《新共和》（New Republic）的專欄明天就要交稿，我卻把筆電留在家裡。這個專欄涉及深入檢視某張新聞照片，然後寫個五百字的相關文字。幸好，我早就在檢查的間隔時選好照片，在信封背面快速寫下對那個畫面的模糊想法。其中一項擾人的檢查，是照我心臟和頸動脈的超音波，用那個操作技師的話來說，這可以「告訴我們現在的情況」。我能從監測器上聽到我的心臟在蹦蹦跳。不知道這是不是它聽起來該有的聲音，但我對自己的心血管系統有絕對的信心。

　　「用十塊美金跟你打賭，我的心臟好得不得了，」我說。可那個技師不是個會打賭的人。或許也是因為對他來說，我的心臟跟大動脈就像我說嘴的那樣，義無反顧的跳著。就好像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至少短時間內看不到盡頭。

　　「至少我們現在知道問題不在哪囉，」檢查結束時他說。我們現在知道不是哪種情況。

　　華燈初上時，我作了靜脈電腦斷層掃描，我太太也帶著我的筆電回來了。經歷了一場業餘的搖手指測驗巡迴賽，看起來我的視力正逐漸回復。等到我太太走了以後，我才有辦法把我的《新共和》筆記輸入進去，把它們敲打成型，然後把我的檔案送出去，怕明天沒辦法這麼作。顯然這是個正確的決定，雖然不是因為我的情況急速惡化。這一晚忙得不得了，到了早上，我累到沒法思考。不管什麼時候，只要我想睡個覺，就會有個人跑來測我的血壓、脈博、體溫、抽血或是監控我全身的大小血管，看有什麼別的情況發生。我挺高興受人矚目，甚至很高興能看到物理治療師──讓中風病人盡快下床走動是很重要的──雖然根據我的情況，他的專長是大材小用了。這一切都只是要一步步邁向頭條焦點：剛好在中午前路過的那個神經科醫生。他是個韓國人，戴副眼鏡，年紀小我一點，女兒在念斯坦福大學──我忘了是怎麼聊到這兒了。看到他出現，成為他的訓練與專業的照護對象，不禁讓人訝異良好健康的概念，是怎麼樣被人給徹底遺忘的。關於健康穠纖合度的好處，他就是讓人安慰的活廣告。

　　他說，目前為止，所有的檢查結果都正常。除了中風的小毛病以外，我的健康好得很。這正如我所料：我一直有在打網球和乒乓球，到處騎腳踏車，瘦得像根竹竿。我愛喝豆漿。最喜歡的肉類是豆腐。「甚至連雞皮都不吃！」我這麼告訴他。

　　我們再來一輪熟悉的測驗，老實說，我都成了專家了：捏手、拍臉、數數手指這樣。我很好，視力幾乎全都回復了，只要文件處理好，我就可以馬上回家了。事情的嚴重性──醫院裡的每個人都煞費苦心強調，只要是中風，就是非常嚴重的事──這和我幾乎已經要痊癒的速度之間的差距，還伴隨著診療技術的誇張花費，與平凡的用藥之間的對比：低劑量的阿斯匹靈。就在他準備離開的時候，考慮到還有幾份檢查結果還沒出爐，他還加開了立普妥（Lipitor）處方來降膽固醇。

　　我兩點前就回到家了。我頭痛欲裂，卻是種熟悉的天崩地裂，就像那種因為三十小時前的重要場合帶來的宿醉，以前就發生過上百次了。我睡了個把小時，踩腳踏車去海邊，在下午的光線裡，晚潮的起落中，沿著海灘散步。

　　我居然會中風，這簡直不可置信。我五十五歲，還不算老，在所有同齡人裡，我會把自己放在發生這檔事的名單的最後一個。我從不吸菸。是會喝點酒，但比許多友人都來得少，而且一年喝的比一年少。大家覺得是垃圾食物的，我本能就討厭。甜甜圈和可頌麵包例外。我老是吃很多酥皮點心，在紐約時，我養成了吃甜甜圈的習慣，這個嘛，不算真的沒有節制，但我每天吃一個，吃了四個月。一個禮拜有兩次，我會吃兩顆水波蛋，但這跟我銳不可擋的健康生活相比，算的了什麼呢？

　　「這個嘛，有某些原因，」隔天，神經科醫生打電話告訴我，「讓你的膽固醇高到頂了。」二十毫克的立普妥不夠，我得吃雙倍的劑量，盡快把它給降下來。和他通完電話以後，我想起，十五年前在英格蘭，我的家庭醫生說我膽固醇有點高。我沒管它，搬去倫敦別的地方，簽了另一個醫生。至少記憶所及，我就再也沒有量過膽固醇了。直到今天。現在，我也加入了偉大的美利堅他汀類（Statins）藥物依賴民主社會，倍受中風患者社群的歡迎，特色是受精美製作的病理指南小冊所控制。

［許多降血脂藥物都有“-statins”字尾，所以稱為他汀類藥物］

　　這些小冊，讀來教人沮喪。它們用和善的態度，讓各民族的兩性民眾，看看如何投入他們令人滿意的中風後生活。無論是什麼民族或什麼性別，這些人絕大多數都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上面的建議──散步是不錯的運動，在花園修剪花木對攝氧很有幫助──只適用於某個人口統計群，而我不屬於這一群。雖然反對這種雙手奉上的親戚關係，但我還是想起了九個月前發生的事。我坐在咖啡館裡，當時，我左手的拇指與食指完全沒有知覺。外邊天寒地凍，但現在回想，那陣麻木跟溫度沒什麼關係：擺明如此。不只是沒有感覺或是凍僵，更像死掉一樣。失去知覺的時間只持續了幾分鐘。其他一些情況裡，我的視覺一閃而逝，沒了色彩，但這些短暫的片刻為時甚短，短到我也都忘了他們。我現在讀到，這一類的情況，稱為暫時性腦缺血發作（transient ischemic attacks）：它們倏忽即逝，難以記錄，直到某些更嚴重的事情發生，才賦予其界定範圍與意義。不到這一步，它們和那些你覺得與中風相關的事情，都沒什麼相似之處。

　　回到倫敦時，我常會在波特貝羅路（Portobello），遇到作家吉爾伯特‧阿戴爾（Gilbert Adair），在他中風前（老在抽菸，病懨懨的樣子）和中風後都遇過，拿他的話來說，那時他正「悲慘的萎縮」。我最後一次看到他時，他拖著腳走，身邊有個朋友陪著，使勁要想起我是誰；這是二０一一年十二月，他死前幾個月的事，享年六十六歲。吉爾伯特完美地過著中風造成的生活，是中風宣傳小冊的好素材。或許我挺不幸，竟然中了風，但這也算中了個好風，畢竟我中風得不算嚴重。不到四十八小時，我的感覺在中風前後幾乎就沒有什麼生理上的不同。星期五、六我還能打打乒乓（對眼睛是很好的練習；這讓我深信在晚上十點鐘到十二點鐘方向還有點輕微的視力損失）。到了禮拜一，我再一次開始打網球。除了身處又一次中風的攀升風險以外，我都好，但在心裡上，我已經意識到自己腳下的地面，隨時可能會阿戴爾式的洞開。我每次從浴缸裡起身，都擔心血一下從腦部流出來的昏眩──還是流進去？──會是即將中風的前兆。我不敢彎腰──而且，還不停擔心自己的腦袋。

　　我一定有部分的知覺受到傷害，但我太太堅持那些都出現在中風之前。我一向得意於自己的方向感，但那也已經盡付東流，或者北流、南流。我有注意力不集中的問題，但那也是隨年紀而起的；所以我把東西打上網路，而不是我這顆保險絲燒斷，還會漏水的腦袋。所以，沒事，我的腦袋沒有出什麼永久的錯，至少好一陣子沒什麼東西處在正要出錯的過程中，這倒沒錯；但我現在都用一種不同以往、怕受傷害的方式，來看待我的頭殼和緊緊依偎其中的大腦。先前我一直想申請洛杉磯的醫療用大麻許可證，但如今哈大麻的景象看來滿嚇人的。大麻在某些情況裡，或許能減輕症狀，但它同時看起來也保證會把中風患者打成無惡不作的傢伙，讓你要不是異常懷念你剛中的風，就是格外期待來次能你的大腦四分五裂的中風，越害怕就越容易發生。這一切就是這樣：都是腦袋的問題，我愛我的大腦，也愛它這半世紀多以來不懈的運作。如果說你肝或心出了問題。壞消息。但只要你夠幸運，能拿到另一顆，吃對藥，你還是那個以前的自己。若換做是你那顆與生俱來的腦袋，它要麼就好好的，要麼一出了錯，你就和你自己漸行漸遠了。就算可以移植個更好、更聰明的腦袋──一顆更有腦的腦袋──我也不想拿我這顆昏庸的腦袋來換。雖然問題是從我眼裡冒出來的，但我們很快就發現問題不在眼睛，何況我也很愛我的眼睛，特別是在南加州這兒生活，有一半，說不定是全部的理由，就在於看與被看。我愛看大海、陽光，還有那些健美、古銅色、沒有贅肉、能試鏡的肉體展現肌肉，沿著海灘慢跑，上面還妝點著那些毛利人風格的零膽固醇刺青，和《天大的玩笑》（Infinite Jest）裡的字句。

［《天大的玩笑》是美國作家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的小說，背景設定在未來的北美地區，一家青年網球學校與附近的勒戒中心之間的關係。這本大部頭的作品論及藥物成癮與戒癮、家庭關係、娛樂與廣告的影響等，是本諷刺小說。華萊士作者一向關注於人們的喜好有多少出自自覺，又有多少來自社會的灌輸。代爾在此不無嘲弄。］

　　中風之後的一個禮拜，我們買了車。這輛車原先是一位朋友的，她不久前才過世。幾乎剛好在一年前，她丈夫來到倫敦時，我們還一起用了餐。當他回到洛杉磯，他妻子卻診斷出得了癌症（她比先生更健美也更有活力，一直到沒幾周前，她才開始老覺得累）。我們五月造訪洛杉磯時見過他們；她化療看來挺有效果──接著到了十月，她就走了。另一位在倫敦的朋友，經過了多年的癌症治療、病情控制又復發後，在去年春天過世了。他們倆都還四十好幾。相較之下，我父母就相當長壽。僅管有著只會增加中風、癌症或心臟病機率的飲食習慣，我爸卻堅持到了他九十歲的生日──真是那一天。很可惜，他人不在場，沒能欣賞他兒子在五十五歲就中風的這齣諷刺喜劇。

　　情況就是這樣，到了這般田地。生活依舊不變，除了我得戒掉雙重料理的榛果可頌，還有，我現在不打網球了：我只能動動那條得花上大半輩子才能康復的小腿肌。是立普妥的副作用，還是中年的主要作用？我不知道，但和醫療冊的建議一樣，我還是作很多運動。我持續騎腳踏車出門，徜徉於令人讚嘆的陽光與天氣。得住上多久，你才會把這一切看得理所當然？如果你來自英格蘭，那要比一輩子還久，比我爸那麼長壽的一輩子還久。塔爾科夫斯基（Tarkovsky）拍的《索拉力星》（Solaris）裡有句台詞：我們都不知道自己何時會死，所以，在每一個特定的片刻，我們都永垂不朽。這個當下的感覺就很棒，身處我一直企盼的地方，棲身於西方世界最遙遠的一隅。狂野的日落沸騰在太平洋上。水越來越綠，天色變得誇張的粉，聖莫尼卡（Santa Monica）摩天輪上的燈開始閃爍，在暮色裡，摩天輪轉了起來。生命這麼有趣，我想一直流連下去，看看會發生什麼，最後會變成什麼樣子。


原文出處：Geoff Dyer, ‘Diary: Why Can’t I See You?’ London Review of Books, 36.7 (2014): 38-39.
網址：http://www.lrb.co.uk/v36/n07/geoff-dyer/diary